尊严不是任何人给予你的，她一直在你自己身上，因为伤心，她也许可能破碎成一片一片，但只要你不懈地奋斗和抗争，便永远不会不可收拾。从故乡到异乡——
可怕的轮回：我是个私生子，我的孩子还将是个私生子？我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——因为，我是一个私生子。
直到今天，这三个字从我口中吐出依然十分艰涩。妈妈当年是个赤脚医生，她长得相当美丽，却不知道她在哪儿找到的勇气，竟爱上了一个大她14岁且刚刚出狱的男人——我的“右派”父亲。当时的环境，注定他们没有可能结合，何况父亲不久即因病过早地去世了，留下遗腹的我继续接受世人嘲弄和蔑视。
母亲一个人艰难地拉扯我长大。这是一个小城，几乎半城的人都知道她的伤疤与过去，何况还有
我这么个永远的“罪证”。我14岁那年，母亲终于病倒了，在屈辱与抑郁中闷闷去世。我被托付给冷冷的舅舅，在残汤剩饭中乞讨着尊严——舅舅一直鄙视着他的姐姐，我的母亲。
17岁那年，我出走了，因为渴望过有尊严与爱的生活。那以后，我受过许多骗，也受过许多伤，一直在温州、宁波一带为私营服装小企业打工。1991年，我终于积攒下了一些经验、技术与金钱，回到武汉开了一家刺绣加工点，并用不低的学费换取了父亲工作过的那所大学美术课旁听的位置。然后——我期盼一生的爱就来了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吴研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有一双特别黑的眼睛。
第一次约会坐在江边，不知怎么我就把这23年来遭受的一切告诉他了，他问我：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，我发誓要反击所有污辱我尊严的行动。”我扬着头说，因为受伤害惯了，我只能选择扬头的方式面对打击——“我从没怨恨过我的母亲。”
这个教美学的小先生感动了，他伸出双臂抱住我。那是十二月，整个世界好冷，我却感到好温暖好幸福。没有想到反对会来自他的舅舅。他们在同一个教研室。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和吴研在江边坐得太晚，被“治安联防队”的人“抓”住了。只因为我的身份证上不是武汉户口，他们就强迫我承认一种“买”与“卖”的关系。我气疯了，但仍然冷静地与他们抗争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！吴研在那间屋里却被迫写了一张似是而非的检讨，——这张检讨后来落在他舅舅的手里，成了他的一发炮弹，同时也从他手里散布开来了关于我的风言风语——那晚凌晨三点我们才从那间“保安室”出来。那一刻，这个世界对我来讲，又黑又冷。我第一次发现，自己爱的人并不能真正保护我。接着，我还发现月事停了，我怀孕了。
我的心情慌乱而又惊喜。25岁，是做母亲的时候了，为了孩子，我渴望结婚，便迫不及待地去办公室找他。偏偏他舅舅也在，那个男人冷下脸，说：“詹妮，虽然你不是我校的正规学生，但我也希望你能注意影响，不要老来找吴研，闹出些师生恋的闲话。”
我的心情不好，冷冷道：“我马上要退学的，您可能还不知道——我和吴研要结婚了。”结婚的事还没来得及和吴研商量，但我想他会支持我。
他的舅舅脸色倏变：“我早知道你这样的女人来上学就是为了钓男人。”这话太过分了，但我忍了，拉着吴研想出去，他舅舅却叫住他：“吴研，我受你母亲的委托，调查过这个女人的背景，她的父亲，当年就在这个学校犯过严重的经济问题，在我的眼皮底下，他擦过这个学校所有的马桶！而她的母亲，是和她父亲私通生下的她。她适合你吗？”多年后，再一次听到那三个字，我仿佛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。我眼含泪花，看着吴研，我要他给污辱我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。我尽可能平静地说：“吴研，你大声告诉我，你娶不娶我？”
办公室虽然就我们三个人，但门开着，不知有多少人在门外听着。可恼可恨的吴研，他却涨红着脸不说话，我失望极了，一怒之下跑出了教研楼。这是个什么男人！在我受到整个世界侮辱的时候，他居然不敢响着嗓子说一声：娶我！那个下午，我在课堂上晕倒了。在医务室，医生检查后几乎是对整个世界在宣布：她怀孕了。最不想让人知道的消息最后总是谁都知道。吴研的舅舅到处宣称他的外甥被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骗了。我等了三天，吴研没有来找我，我重新建立的尊严因此彻底崩溃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是一个私生子，我肚里的孩子还将是个私生子！我被所有人注视在我身上的目光“剐”了，真的痛啊！
我是怀着巨大的伤痛逃到上海的。我没有想到Roy会来找我。他是那所学校的外教，一个美国小伙儿，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。因为我的英语还好，在学校时我们很聊得来。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人。
他看着我屋里一地的烟盒、酒瓶、卫生纸、碎信，眼里掠过一丝怜惜，说：“Jenny，你不该这样，为了孩子。”我苦笑一下：“孩子？再让它生出来重复我的命运吗？又一个私生子？这个罪我受够了，我会把它做掉的。”我不自觉地对腹中这块冤孽用了一个指物代词“it”。像美国人一样，他是反对堕胎的。他们看重一切生命生的权利，但天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真的宁愿不要“生”的权利。
但Roy那天没有和我辩驳，他只有23岁，却很细致地问：“但——那是很痛苦的，有没有人陪你去？—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陪你去吧。”就这样，一个美国人陪我去做了流产手术。Roy不懂得中国的弯弯绕，不会猜到由他陪我反而会让别人把我想得更加不堪。但我当时已不再去想这些了。我的情感本是个结实而美丽的瓶子，如今它早碎成一片一片，每个碎片都已镶入我的身体，这是——最切肤的痛啊。我不是没有觉察到Roy对我出奇的好，但这对于我来讲似乎没有任何意义。他就这么陪着一直在上海住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去外滩。面对黄而浑浊的黄浦江，我慢慢从打击中清醒过来，对Roy说：“Roy，谢谢你——为什么这么帮我！”他说：“因为，你在我心中始终是最神秘、美丽而坚强的东方女性，我不想让心中的美好碎去。”我摇摇头，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了，但心底还是有一点温暖。接着他指着东方说：“Jenny，在海的对面，还有一条蓝色的海岸，那里有最纯净的阳光。那里没有人会干涉你的一切和过去。如果你愿意，那里或许更适合你。”
我从来没有把美国想象得像Roy描述的那么好，但那里毕竟是个陌生的地方，我情愿在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去舔我的伤——也不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看到我在苦难中挣扎而暗暗得意。是Roy帮我办好的留学签证。1994年，我到了加州，在那儿学习、打工，我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。Roy是个又开朗又沉静的美国男孩儿，他喜欢东方的一切。到美国一个月后，他真的带我去了蓝色的海岸。在礁石与沙滩间，他穿着紫色的衬衣，白色的休闲裤，用一种他这样年轻的年纪并不擅长的深沉的眼光看着我，说：“Jenny，头发乱了。”是乱了——每一丝黑发都注定是我割不断的思念。他像知道我在想什么，轻声说：“Jenny，如果我送你一张绿卡——绿发卡，能否就此把你飘扬的黑发永远绾起？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有一片我好喜欢的纯真，我知道这时我一点头，许多人期盼的幸福也许就会如期而至，但我还是轻轻地摇头。我不能站在如此不平等的地位接受这一切。我现在最紧要的是：让自己的伤口修复，再把已碎裂的尊严一片片拾起来。此后求学与生存的压力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悔恨去痛。我洗盘子、送外卖，上街画像，把自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。尽管Roy愿意，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。他在一家社会福利机构工作，收入并不高。做为一个女人，你可以欠别人的情，却不能欠钱，堆积的债务会慢慢让你变矮变小。
有一天，我拾起了久违的针，在一方白丝绢上随意绣着，绣一些东方的人和事，没想到一个韩国女孩、我的同学朴素姬看到了，一定要买，出口就是50美元。以后给别人绣纪念日礼物便几乎成了我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在美国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芬妮，她喜欢到我很有“东方情调”的宿舍来玩，有一天，她坐在我的床上，忽然惊叫了起来，从我枕边拿起了一个娃娃——那是我闲暇时做的，从8岁起，我就跟妈妈学会了用布料缝制娃娃的手艺。这一个我做得非常精心，一个中国小男孩，一双很黑很黑的眼睛，穿着“一口钟”的棉袄，憨憨的有一种又忧伤又快乐的情绪。芬妮说：“我好喜欢啊！Jenny，你真伟大。”然后她想起什么，跳下床拉着我向街上跑去。我被她拖着来到了那家改变我命运的“THINGS”连锁店。这是一家专营妇女儿童用品的商店，橱窗前摆着几十个美妙绝伦的手制娃娃，都很漂亮。芬妮把我牵进店堂，抱着我的娃娃，问柜台经理：“你们的娃娃有这个东方女孩做得好吗？”那个娃娃在那个经理手中被仔细端详着。结果，经理与我签订了一份让我不再贫穷的合同。
其后四个月我埋头苦干，设计了一系列东方娃娃。他们说我的娃娃神情微妙，里面表达的似乎还有一种能称为“灵魂”的东西。他们哪知道那就是思念，思念让我的娃娃有了神气。“THINGS”隆重推出了我的作品。以后我就成了他们的重要供货者。我做的“大拇指系列”、“小丫系列”都很好销。其中一个“小白菜”甚至卖出了天价。
我们爱的和放不下的，往往是伤害过我们的东西。1997年6月，我开始向移民局提出绿卡申请，这件事上“THINGS”公司给予了我很多帮助。我没有想到会在洛杉矶机场碰到杨度，他是我在武汉那所大学的同学。一起在咖啡厅小坐时，谈了谈彼此的近况，他沉吟了片刻，问：“你和吴研还有联系吗？”我的心里一阵轰鸣，想起了那双给过我爱也给过我伤害的黑色的眼睛，我淡淡问：“他现在过得还好吗？”杨度说：“不怎么好。当年为了你们的事，学校还给了他个处分。你出事时据说他被父母关在家里，一直不让他知道也不叫他出来。后来他知道你有了身孕并一怒出国的消息后，便变得非常沉默。他再也没有找过女朋友，只是很认真地在写书，发表过几篇论文，很有影响，但眼睛很不好，医生说——可能失明。”杨度大概觉得国内的一切对于我来讲一定已是前尘旧梦，可以当茶点笑叹叙说了。我含笑听着，心里却一片茫然，以前那段情感又无比伤感、幸福、痛苦与快乐地袭来。那晚，我回到家，身心无限虚弱，梦里都在哭泣。9月29日我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局的面试。那个小巧的女移民官站起来，向我伸出手，她对我不再称呼“你”而称呼“您”了：“恭喜您。”Roy也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终于进入了这个充满自由与尊严的国家。”不知怎么，她这句话让我听着很难受。难道我的故乡是个没有尊严与自由的国家吗？走出拥挤的移民大楼，Roy说：“Jenny，你在我心中还是那个神秘、坚强而美丽的东方女孩，嫁给我好吗？”我半天才回答出他在屋里说出的那句话：“如果自由和尊严是别人给的，我宁可不要。”真的，当年我只因为没有武汉户口在那个城市深夜受到侮辱，曾以为自己作为一个私生子一辈子最缺的就是“户口”，但这个美国户口今天对我已没有太大意义。别人承认你又如何呢？尊严只在自己身上，尊严只在奋斗争取之中。
我终于彻底拒绝了Roy，他虽然说他爱东方，但我已感到了骨子里的差异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真的，你并不了解东方女孩，她们爱的和放不下的往往正是伤害过她们的东西。”昨天，我再次从杨度那儿获悉，吴研的眼睛已完全失明了。夜里，吴研很黑很黑的黑眼睛便如星星般闪烁在我的记忆里，辗转之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早已不再怨恨吴研了。
从前的黑眼睛还能照亮我的归国之路吗？我不知道。
